本期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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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2025年2月9日，马斯克转发了一篇将“美国之音(VOA)”和“自由欧洲电台（RFE）”称为“极左国家媒体”的贴文，并赞同称应把它们关闭。这两家分别在二战和冷战时期成立的电台节目，其运作方式和宣传策略也因时代的变迁而各有特点。为何美国在早期会对建立公共电台产生抵触态度？冷战正酣，RFE怎样在欧洲前线与间谍、袭击相遇？剖析美国“大外宣”，VOA等官方策略如何成功，在新时代又何去何从？请听本期嘉宾杨一和沙青青带来的精彩分享！
内容节选
本文为基于节目录音的口述稿，仅对语法与用词做部分修改。
VOA在二战时期勉强成立，RFE在冷战时期临危受命
程衍樑
展开剩余91%关于美国之音和自由欧洲电台的历史，杨一你能稍微给听众科普一下吗？
杨一
自由欧洲电台的设立是在二战以后了，美国之音成立的时间比较早。美国有一个大前提是政府一直非常忌讳插手国际广播，因为美国宪法当中的言论自由，它非常抗拒出现一个能够对内做强而有力宣传的政府。所以实际上，美国之音当年的设立有非常多的拉锯，但因为二战，尤其是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已经不可避免地全面参战了，必然要参与到舆论战上去。德国有广播，盟国都有广播，美国不可能不做，所以美国之音当时是在这样一种半推半就的状态之下出现的。
到了1945年，战争结束之后，美国国内就开始检讨，美国之音是否应该存在？当时预算已经砍过一轮了，自由欧洲电台其实就是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出现的。到了1947、48年以后，我记得沙青青之前跟郑诗亮还聊过这个事，当时不仅是出了柏林危机，还出了古琴科事件、著名的铁幕演说，整个国际局势风云突变。美国当时要收缩政府拥有和管理的国际广播事业的时候，然后觉得还是不行，国际广播事业还是要顶上。我记得沙青青还说过，当时的好莱坞已经被苏联弄成“筛子”了，是这样一种非常复杂，而且当时已经到美国国内的舆论战斗争情况下的时候，它觉得海外的这个东西不能再失手了，还要顶上。所以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一方面是给美国之音“续命”，另外一方面就是针对当时苏联和东欧的形势，设立了两个新的机构。
我们一般把自由欧洲电台、自由广播电台放在一块讲，但两者之间是有一些区别的。自由欧洲电台，顾名思义是针对不自由的欧洲，针对当时已经成为苏联卫星国的波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广播。自由广播电台是针对苏联。我小时候没有明确的概念，也曾经疑惑过一段时间，为什么要弄两个电台？但现在随着苏联解体之后，才发现自由广播电台的价值，因为苏联是包括了15个加盟共和国，涵盖欧洲到中亚广泛疆域的一个地方，所以当时是一个国家，它就是专门针对苏联做了一个自由广播电台。
但是苏联解体之后，这个电台也没有撤，自由广播电台里面的很多事业部被拆出来，很多前苏联国家，比如格鲁吉亚语的广播、针对中东的斯坦国的广播，都被分拆成一个个单独的事业部，原来对苏联这个大国家的一个电台，里面有这么多具体的东西，而且它离散程度非常高，的确也足以变成一个差不多跟自由欧洲电台规模相当的机构。所以自由欧洲电台（RFE）和自由广播电台（RL），当时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出现在50年代初。
国共两党曾在广播宣传上早于西方国家
程衍樑
你们说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基于宣传舆论战的政府广播形式还没有太普及，但比如说延安的新华广播电台不就是40年代成立的吗？印象当中，中国无论是国统区国民政府的广播电台，还是在陕北延安最早的新华广播，这些前身都很早，从刚刚叙述的时间线上来讲，似乎并不比英美更晚。
沙青青
所以说当时的英美国家或西方国家对于共产主义社会非常害怕，觉得共产主义国家特别善于搞这套，那时候无论苏联也好，还是延安，都走在世界最前端。
杨一
这个是真的，如果去看国际广播的历史就很有意思。我们客观上认为的国际广播，其实（最早）是1927年的荷兰。但它当时没有要做什么宣传战、舆论战，当时是非常简单、淳朴的目的，是荷兰那时候在印尼、爪哇有大量的侨民。只能覆盖欧洲的中长波广播没有办法覆盖那些地区，当时飞利浦公司在荷兰最早做了短波实验，成功了以后，荷兰说那我们干脆给这些远在东南亚的侨民办一个专门给他们的广播，就用了这个最先进的短波技术，非常淳朴的一些想法。但是很快到了1929年，莫斯科电台就成立了。莫斯科电台成立的时候想的事情可不是来单纯联系什么苏联侨民，它当时想的就是要有对德的广播，要有英语的广播，不是一个单纯的苏联国内广播的延伸，它很早就有这个意识。
刚才提到的国共也是一样，其实国共两方在30年代的东亚地区都是比较先驱的使用无线电广播技术，而且当时蒋介石的国府走得非常前面，有一个所谓的“中央大台”，现在南京江东门还有一个遗址，是当时整个东亚地区功率最大的发射台，比日本还要厉害。那个台1932年就成立了，当时的信号就已经能覆盖大部分中国，甚至远播到东亚、东南亚，所以后来改名叫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就已经在做这个事情。但那时候还没有意识做国际广播，它主要是用方言，我记得有闽南话、广东话，就是除了普通话、国语范围的中原地区以外都有，比如华南地区，还有东南亚侨民，因为他们是讲广东话、闽南话的，所以我们要对他们提供一些信息，当时是这个目的。其实一直到抗战全面爆发，甚至是蒋介石政府已经搬到重庆以后，才开始有意识要做一些国际广播，要开日语广播。
但就算是这个时间点，其实也早过美国之音的设立时间。延安在1939年就已经有了新华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写台史，最早也能追溯到1941年12月，当时除了新华广播电台在正常针对国统区和日占区的中文广播之外，开始设立了日语广播。所以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写台史的时候，会追溯到红色日语广播开始的时候。但这个时间点也是早过美国之音的，所以的确是，各个国家不管是盟国也好，轴心国也好，运用先进无线电广播投入到战争当中的经验都比美国更长。
冷战时期，美国对外广播体系建立与扩大的关键节点
程衍樑
二战结束之后，通常大家会觉得就是偃旗息鼓、马放南山，这些战时设立的广播台可能过几年也撤掉了。但很快冷战时代来了，随着美苏对抗的增加，我们之前节目里也零零散散提到过，比如在宣传舆论阵线上的对抗，这背后其实涉及到美国也在不断完善自己对全世界舆论体系的建设，讲好美国故事，美利坚大外宣的建立。这块杨一做了很多研究，沙老师对这块历史也非常熟悉，可以来讲一讲整个冷战兴起后，40年代后期以来，贯穿整个20世纪美国的这套大外宣体系，尤其是依附于广播、电视系统的体系，它是如何建立和扩大的？
杨一
这个一定要跟沙老师配合来讲，因为沙老师有一个很宏观的冷战视野，他也知道很多情报线相关的东西。从我的媒体视角来说，首先美国是“犹抱琵琶半遮面”、扭扭捏捏的状态，战争结束了，纠结了好几年还要不要继续做。1945年8月份是二战差不多结束。到1945年12月的时候，国会已经开始有法案说战后的国有的宣传遗产怎么善后。我记得最早的法案里面，出版还是比较主要的，广播是顺带提到的，但等到这个法案最后通过的时候，美国之音已经变成几乎是法案的核心了，但法案中间拉扯了好几年，一直到1948年初的时候才通过。沙老师可以先讲下这个大环境，1945年底到1948年初，整个冷战格局发生了什么事情？美国人为什么从一开始“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状态，然后觉得我们还是应该继续二战做的这些事情？
沙青青
当时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如何面对苏联。在整个二战期间，苏联基本还是以一个盟友的形象在美国出现。我们之前在忽左忽右也聊过，比如我们聊过古琴科事件，类似一些情况的披露，突然让美国人重新意识到，在二战之前，在纳粹德国兴起之前，苏联红色威胁实际上是笼罩了美国的整个20年代。
在整个20年代，其实针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针对红色苏联，美国有很多恐怖的想象，只不过因为纳粹崛起以后，这些形象就被遮蔽掉了。到了1945年之后，随着古琴科事件，一个苏联驻温哥华的外交人员，他的实际身份是一个格鲁乌的情报人员，他的叛逃揭露出当时苏联在美国、加拿大以及整个北美都有非常多情报间谍网络，通过这个揭露兴起了新一轮红色恐怖，又让很多原来这批美国资本家们突然想起来，整个20年代对红色势力的恐惧感。
在经历了1940年之后，在很短的时间内，苏联重新被树立成了一个敌人形象。整个过程我们也很清楚，比如有丘吉尔的铁幕演说，有斯大林本人跟传统欧洲列强在欧洲势力划分上的国际利益争夺。在这些背景交织之下，对于美国人来说，也是对于美国民众来说，在短短不到两年时间里，突然苏联从一个盟友转变成了新的敌人，是一个互相彼此加速的过程。
所以从1945年到1948年是一个非常微妙的对苏联再定位的过程。在这之后，我们前面也提到1947年VOA开通了自己的俄语广播，这一切都跟冷战大幕拉开的时代背景是相应和的。尤其从1947年、48年之后，在美国国内，尤其在宣传文化战线兴起的麦卡锡主义，成为了一个笼罩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整个时代的主轴，也直接反映在类似于VOA，我们今天提到的很多美国外宣的状态之下。而且随着40年代末中国战场的变化，国府败退台湾，包括50年代初的朝鲜战争，更一步坐实了东方阵营或者苏联是敌人的形象。
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对美国来说，它对外宣传的紧迫性一下子就被重新激发出来了。而且无论是艾森豪威尔还是杜勒斯，其实在50年代初的时候，他们也有一个很明确的认知，冷战就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斗争，意识形态斗争的阵地就是舆论宣传。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整个一套东西又被重新迅速地继承和建立起来。
杨一
对，差不多相当于从1946年初到1953、54年，这七八年的时间，整个舆论风向的变化，美国内部对国际局势的重新认识、重新定位，到它一步步开始做事情，苏联从友变成敌，是一个内部意识的消化、共识的建立。所以一个主要的节点是1948年初《史密斯－蒙特法案》的通过，这个法案名字大家肯定很陌生，但它的原则我觉得大部分人都听说过，就是所谓的美国之音不能对内做宣传。为什么这个法案从1945年底在国会提出，到1948年才通过？我觉得这个过程基本上可以认为是外部的压力实现了国内的游说，就是让国内从参议院、众议院到老百姓的层面开始意识到，二战结束不代表和平彻底到来，不是历史的终结，是新的历史的开始，我们要认清局势了。它在那一刻想到的第一个解决方法是，我们先对敌人做点什么，所以《史密斯－蒙特法案》的原则就是保证一个由政府资助的这种功能的机构，你只能对外做宣传，不能对内做宣传，这道线一定要划得非常清楚。
但这个情况很快急转直下，刚才沙老师提到麦卡锡主义，对国内的清算没过几年也开始了，所谓的国内外这道墙其实很快没有守住。它虽然不是通过媒体的方法来对内做宣传、洗脑，但从另外的方法开始对国内做审查，要把这种已经被苏联“筛成漏子”的情况扭转回来，我们不单单要对外跟敌人拼舆论战，敌人已经对国内造成的影响我也要及时止损，甚至扭转局面。这一连串的认识、决策、深化就是在七、八年之内发生的，这个过程非常有意思。
本期嘉宾
程衍樑（微博@GrenadierGuard2）
杨一（小红书号：yang1989yi）
沙青青（微信公众号：13号埋立地）
本期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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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排版：Yo
编辑：思钊
谍海轶闻｜广播攻势与舆论渗透：冷战中的宣传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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